抗战初期，由于民族意识浓厚，和对敌人的极端憎恨，所以数百万人敌忾同仇之心完全是一致的。大家一致服从中央，全力抗战。如果国民党中央当局此时如能去其一贯的褊狭心理，大公无私，一视同仁，视各部队的作战能力善予运用，则经过八年的抗战，这数百万人有可能熔于一炉，变成一德一心的国家军队，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，当然也就无法达成理想。

　　令人不忿的事情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“中央系”和所谓“杂牌”。在武器、弹药、被服、粮饷各方面，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，杂牌军则被克扣。如中央的对付庞炳勋，当各军都在扩充之时，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。又如川军开到徐州，竭力请求补充，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，这“杯水车薪”，何济于事？

　　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，并肩作战的友军，有的食丰履厚，武器粮良，气焰凌人，有的却面有饥色，器械窳劣。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，又岂可得呢？

　　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，则更是历数不尽。就以“中央军”而言，上上下下都是具有“通天”本领的“天子门生”。大家唯领袖之命是从，将帅不和，上下倾轧，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。但是犯起法来，大家都是黄埔同学，又官官相卫，蒙蔽最高当局。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，狼狈为奸，尽管罪无可逭，也可逍遥法外。

　　至于杂牌军部队本身呢，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之下，也就竭力自救。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，平时克扣粮饷，战时不予补充，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，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，空出的番号，便可以由“嫡系”补充了。

　　而所谓的杂牌部队，其中也分等级，堪称怪事中的怪事。例如广西部队，由于抗战初期五战区的辉煌战果，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。再者，朝中有人好做官，桂系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，兼军训部部长，在外有李宗仁任战区司令长官，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了。

　　至于其他部队，如福建绥靖主任陈仪的部队，虽然也是“杂牌”，但是陈仪毕竟是浙江人，蒋先生的同乡，所以也多少受到些优待。最惨的，要算是那毫无背景的孤魂野鬼，例如庞炳勋、高树勋、孙殿英一干人了，其次则为冯玉祥统驭过的西北军、张学良统驭过的东北军、陈济棠统驭过的粤军、唐生智统驭过的湘军，以及川、滇、黔、陕、甘等省的军队。

　　中央是蓄意要消灭他们的。粮饷既缺，中央还派了大批黄埔生去作他们的高级参谋和副军长。这些人事实上都是蒋先生的耳目，对部队的一言一行，有时甚至无中生有，都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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