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金瓶梅》明代刻本，发现于山西介休和平遥，曾经轰动一时。

　　然而百年来，学者提出《金瓶梅》的可能作者多达五十多位，王世贞、李开先、李卓吾、徐渭、屠隆、汤显祖等几乎个个“榜上有名”。

　　一本书出现这么多作者，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观，被誉为文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。

　　作者留下如此之“奇书”，却要隐去真名，只抛下一个“兰陵笑笑生”的化名，就连作序者、作跋者用的都是化名，不露玄机，原因倒是很好解释。

　　一是明初把小说家列为二十二种“奸顽之徒”之一。永乐后更是变本加厉，敢有收藏“不良杂剧词曲”者，便要杀头或杀全家，自然没几个作者用真名。

　　二是《金瓶梅》全书愤世嫉俗，借宋骂明，其批判犀利而又露骨，肯定难逃被禁命运，怕也只能用化名。

　　三当然是《金瓶梅》的内容了，车速开得太快太猛，放在哪个朝代都属禁书系列，作者当然不会用真名。

　　但有一点得到大多数人认同，就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最大可能是山西人，成书时间是嘉靖至万历年间。

　　有人说是孔天胤写的。

　　也有人说是王家屏写的。

　　反正两个都是山西人。

　　无论是孔天胤，还是王家屏，提出《金瓶梅》极有可能是山西人所写，当然不是毫无根据，更不是山西人为山西脸上贴金。

　　提出作者是王家屏，朱翊镠记得是这样分析的。

　　从情理上讲，《金瓶梅》是以山东为写作背景，人物也主要是山东人。按照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的习惯，假如山东籍贯的作者，把山东男人写成淫棍，把女人写成**，恐怕有悖情理。

　　根据中国人的思维习惯，包括各位作家的写作心态，只愿以家乡的英雄为荣，而不愿以家乡的恶人为耻。

　　所以，再愚蠢的作者，也会来一个伪托，不写自己的出生地。

　　而《金瓶梅》，全书只写了两个山西人，一个救了无辜者一命，一个促使恶人死亡。

　　《金瓶梅》这种贬鲁褒晋的倾向反映了作者很可能是山西人。

　　从地理上看，《金瓶梅》尽管是以山东为背景，但作者对山东的地理概念却非常模糊，而对山西的雁北倒十分熟悉。比如本应描述周统制去山东高阳关防守，却由于作者笔误，写成了作者熟悉的家乡雁门关景色。而从书中描绘的房屋建筑布局来看，实属典型的山西雁北地区的风格。

　　甚至连骂人的话“毛司的砖儿——又臭又硬”用的都是雁北的歇后话，雁北人至今称坑厕为“毛司”。

　　另外，《金瓶梅》中的衣着也有雁北特点，如皮袄、毡帽等，特别是有雁北特点的“腰子”，这种衣着即便是山西其它地方也十分罕见。

　　另外，《金瓶梅》是一部方言文学巨著，全书地方色彩很浓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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